2021年7月10日至11日，“作为社会批判的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在36365线路检测中心举办，来自全国二十余所科研院校的近五十位学者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日程紧凑，论题集中，在一天半的时间内，与会者分别就“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马克思思想与左翼理论”、“政治哲学的批判视野”三大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与沟通。
开幕式由36365线路检测中心与宗教所党总支书记史冰川致欢迎辞，她介绍说，这次召开的“作为社会批判的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是36365线路检测中心独立建制以来举办的第一个线下学术会议，史冰川还给大家介绍了四川大学哲学学科注重经典研读的研究传统，并概括了36365线路检测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特色：首先，把马克思当成德国观念论传统之中的哲学家与现当代哲学思潮中的思想家来理解；其次，将研究重心放在哈贝马斯、阿多诺、维尔默等批判理论家身上。
7月10号上午的第一组发言集中考察了阿多诺、哈贝马斯、维尔默、赖纳•弗斯特等社会批判家的理论工作。在《认同与承认——政治伦理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复旦大学王凤才首先界定了“政治伦理学”，根据他的界定，狭义上的政治伦理学是指对社会政治道德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而形成的政治伦理学说，是介于政治学与伦理学、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继而，王凤才着重介绍了社会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等人围绕着认同、承认问题所进行的各具特色的理论思考。同济大学周爱民的《再思当代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以霍耐特和弗斯特之争为例》指出，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是理解霍耐特和弗斯特之争的桥梁，然而，当代批判理论虽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仍然犯了“双重理想化”的错误。《在正义的两幅图景之间——赖纳•弗斯特的正义论评析》报告中，四川大学周清云批判性地考察了弗斯特的正义理论，弗斯特以正义的两幅图景为坐标重新审视正义诸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西方正义论传统提供了一张新的理论地图，但正义的两幅图景并非像弗斯特所宣称的那样非此即彼，而是在处理不同层面的正义问题的意义上，互补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正义全景图。
上海大学杨丽在《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是否适用于对话伦理学？》报告中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对话伦理学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发展，那么，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是否也适用于对话伦理学呢？根据她的解释，后期哈贝马斯的理论构建实际上吸收了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中的合理成分，这是相对主流的看法，更进一步，杨丽着重论述了黑格尔关于规范问题的讨论如何影响哈贝马斯整个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曙辉的《批判理论与进步观念》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进步观念的解释颇有新意：进步观念在批判理论中起着重要而又必要的作用，为了进行理性的社会批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以社会进步观念为前提，这样才能够对渐进式社会变革给出解释。浙江大学李哲罕的研究报告着重凸显了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的工作在‘新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特殊位置，他提出，以尤尔根•哈贝马斯与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等人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要求对传统进行充分的反思与批判，这不仅是他们基本的理论立场，也是他们的理论方法的内在要求，正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德国哲学得以走出危机，重焕生机，这正是韦尔默与“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王德志主要以《启蒙辩证法》为文本来较阿多诺、尼采的思想亲缘性，根据他的论述，《启蒙辩证法》的主题思想、阐述框架乃至行文风格深受尼采影响，不过，从阿多诺视角来看，尼采对康德哲学以及理性主义传统的批评富于创造性洞见，但其中包含曲解及误读，具有某种自反性悖谬。四川大学杨顺利认为，我们能够从阿多诺关于政治的论说中提炼出一种否定的政治思维方式，为此他给出如下理据：首先，阿多诺对政治的理解是二十世纪否定的政治经验的表达；其次，与时下盛行的肯定性的、实定论的政治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它尽可能与规范性立场保持距离，尽可能少地体现出党派性；最后，它克制了自身投身实践的建构性冲动。四川大学刘利霞《论维尔默可错论的真理概念——在哈贝马斯和罗蒂之间》分析了维尔默的可错论的真理概念，维尔默的立场在不预设一种阿基米德点的前提下，一方面将差异性理解为真理的构成要素来避免形而上学倾向，另一方面又坚持真理的跨语境特征以对抗相对主义。
7月10号下午的第二组发言围绕“马克思思想与左翼理论”展开，上半场的讨论主要探究马克思市民社会、劳动观念、历史主义等观念，下半场的讨论集中于结构主义政治、技术批判、女性主义、政治美学等话题。
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复义性——马克思的本义和恩格斯的转义》报告中，中山大学徐长福分析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该命题具有复义性，既有政治哲学的本义，也有唯物史观的转义，据此，那种用转义代替本义、按唯物史观套路解释政治哲学命题的做法就失去了学术合理性。华东师范大学何松旭的《马克思的交换行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建构》报告，指出马克思提供了两条路径来阐明商品交换是理解劳动社会的枢纽，一条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958年手稿)》中的经验路径，另一条则是《资本论》中的逻辑路径，根据他的论述，交换行动对于市民社会的建构不仅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而且也被证明具有逻辑的必然性。
在《马尔库塞论<巴黎手稿>中的劳动现象学》报告中，大连理工大学薛晋锡论述了马尔库塞在综合辩证法和现象学两种方法的基础上发挥了《巴黎手稿》的思想主题，以“辩证现象学”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他提出，马尔库塞的思想探索为我们审视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对于拓展现象学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华东师范大学陆凯华论述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A.施密特(Alfred Schmidt)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结构化改造。他指出，A.施密特试图调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解释路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可丧失历史向度，另一方面对其历史向度的表述完全可借助于一种“结构”的方法，A.施密特由此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中的历史主义进行“结构化”改造，显示一种结构的历史主义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张寅的《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暴民”》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味，根据张寅的分析，“暴民”并不是某种自然的产物，而是为统治关系服务的，通过对“暴民”的制造，统治关系可以不完全以维护稳定的秩序为目标，而是设法把不稳定本身转化为对自身有利的因素。四川大学赵良杰讨论了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的世界主义诉求，他集中分析了国内对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误解，指出解构主义意味着创造性责任，德里达式幽灵性政治哲学能够在世界主义视野下提供一个对当前世界政治困局的诊断。四川大学马飞着重阐释了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批判，根据他的分析，斯蒂格勒批评海德格尔未能恰当理解和转化“谁”与“什么”的生存论差异，忽视了技术对于时间的构成性作用，这一阐释和批评切中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问题的本质方面，有其自身的技术哲学和社会批判的旨趣。
在《女性与无产阶级概念的互文性阐释——基于马克思革命思想的未来性向度反思》报告中，电子科技大学马鹏莲指出，在未来性维度中，女性需借助无产阶级概念的历史性命名去厘清自身真正的“无”的使命，无产阶级则需要借助女性的自然性源起去体验经验中“无”的丰富性与未来性，这是女性与无产阶级的互文性对话。四川农业大学伍洋的报告是《福柯和马克思的政治美学比观》，该报告指出福柯生命政治思想中的微观权力学与马克思以阶级压迫和革命斗争立论的权力观旨趣迥异，但又共生互补、复杂交错，从美学的开放视角来看，福柯展现出浪漫主义政治美学，马克思则展现出现实主义政治美学，这两种政治美学在历史分析方法、权力本质分析和政治实践规划上，都有各自的完善逻辑和独特意蕴。
7月11号上午的第三组发言以“政治哲学的批判视野”为主题。华东师范大学的应奇在《人类尊严、人权谱系学与普遍主义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尊严概念被当成人权观念的基础概念被援引和论证，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人类尊严概念之重新进入人权理论的奠基性事业，本身是由启蒙运动以来普遍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所遇到的挑战所引发的，它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暴露和敞开了怎样在后启蒙的语境下处理普遍主义问题的全新的理论视域，应奇认为，循此理论线索展开对三位重要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罗曼、哈贝马斯和约阿斯的相关工作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权理论的最新进展以及所谓普遍主义问题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困难。上海师范大学贺敏年则在哲学语用学视阈下思考现代意识在方法论层面如何自我确证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一反思指向内在于现代性实践的非认知性条件并深化为一种实践学的反思，基于这种反思，作为现代性之精神内核的“现代意识”趋向某种新的方法论上的自我确证，即从一种基于普遍合理化要求的规范性证成转向一种基于内在伦理反应的情境化的动态认定。
接下来的四位发言人分别从思想人物入手探讨某个经典政治哲学问题。西南医科大学的张圆从以赛亚·伯林的角度提出一个自由民族主义的理想模式，她认为，作为人类基本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具有与自由主义兼容的可能性，这就是建立在自由多元主义基础上的当代自由民族主义。天津师范大学的王艳秀尝试把《社会契约论》与“二论”联系起来，提出一个解决异化困境的“三维的空间构造理论”。以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的论证为范例，吉林大学的晋运锋探讨了政治权威的证成问题，诺奇克中主要基于个人的权利具有的边界约束来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一证成路径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从独立者角度提出的批评质疑，在晋运锋看来，诺奇克只能基于契约论或后果论的方式回应这种批评，而契约论角度提供的理由并不充足，这样一来，唯有后果论论证才能够为诺奇克的国家证成理论提供一种一致性的解释。深圳大学陈雅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式公共理性的思路：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然而罗尔斯的方案在实践当中并不具备可行性，既然如此，我们不妨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从情感的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湖北大学庄威的发言介绍了他提交的散文式写作的缘由，即，通过对从康德第三批判共通感那里一直延伸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背后存在的一条打通感性和规范、个人微观叙事与宏大现实之间的逻辑硬核的揭示，可以看到一种散文和理论表达之间的和谐，能为灵活面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最后一位发言人湖南大学丁三东对“何为社会批判”给出了一个纲要性论述，丁三东提出，在马克思和批判理论的语境中，批判就是否定性的评价行动，而批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否定性的评价行动，是因为它能够刻画出社会的理想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的鸿沟，批判行动或隐或显地具有某种本质主义预设或目的论预设，批判行动依据的尺度是一种实存世界永不会完全实现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行动明确充当着当下生活之牛虻的角色。
撰稿：杨顺利、刘利霞
来源：马哲教研室
